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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

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单中的饶国梁,不禁使我们怀念起他的妹妹、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老友饶国模同志。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她在我党艰难困苦的年代里,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她不顾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危险,掩护和帮助我们地下党的同志。饶国模同志的高风亮节,对我党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深明大义的新女性

饶国模同志1895年出生于四川大足县。她的童年时代,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极端腐败无能,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这使她育孕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朦胧地认识到国家应当改造,中华民族必须复兴。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她的二哥饶国梁壮烈牺牲,埋骨黄花岗上,使她的这种思想更加强烈。但在那“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社会里,一个16岁的弱女子,能有什么作为呢?她只能收集烈士的遗诗遗文,以烈士的壮志雄图激励自己。不久,她毅然走出封建家庭,到成都进入创办不久的益州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新思想、新文化。

民国初年,她出嫁到铜梁县刘家。因为家庭纠纷,她和丈夫刘国华分居,自己带着三个子女去当小学教员,坚强地独立生活。二十年代末期,她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想自己兴办一些事业。这时恰巧四川军阀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卖重庆郊区的荒地,供人垦荒。饶国模购买了二百多亩荒坡地,创办“大有农场”。这里都是风化了的红色岩石红壤,因此地名叫“红岩嘴”。她雇人修水坝,开陂塘,延聘农艺技师种植优良品种的桃、李、柚子、葡萄。由于她的辛苦经营,农场渐见成效。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挑起淞沪战争,又向华北咄咄进逼。她对国事忧心忡忡。她从农场拿出了一笔资金捐献给东北义勇军,表现了她的爱国热忱。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军队一溃千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成了鲜明的对照。关心国事的饶国模,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她由衷地爱戴党,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她是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曾捐款支援前方将士,后来的捐款都给了八路军。1938年前后,她的三个子女都在四川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起先她并不知道,当她发现儿女都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十分欢悦的心情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并利用她和重庆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关系,掩护子女进行秘密活动。后来又让女儿去延安。抗战以后虽然国共合作了,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仍是有增无减。一个拥有殷实资产的中年妇女,能这样高瞻远瞩、深明大义,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支持子女献身革命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热心支持我党建设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0月,武汉危急,党派出周怡同志到重庆组织八路军通讯处,为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打好基础。武汉失守后,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分别由宜昌、长沙、桂林辗转来到重庆。八路军通讯处虽在棉花街、机房街租到两处房子,但房间很少。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同志到重庆后,把通讯处扩大为办事处,内部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增加,住房十分拥挤。早在武汉沦陷前,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蜂拥到重庆抢占抢购房子,加上工厂学校内迁,房荒非常严重。日本飞机又经常轰炸(我新华日报社已被炸),在城内办公很不安全。经组织决定,要立即设法在重庆郊区寻找地皮建房,把办事处迁到郊区。当时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同志知道饶国模在化龙桥红岩嘴有一片土地,她是一个开明人士,儿女又都是共产党员,就通过她的儿子刘参化、刘圣化同她商量在红岩建造办事处,她同意了。办事处即派周怡同志出面正式和她洽谈,她不仅慨然惠诺,而且立即划出房屋基地,帮助设计,并且亲自四处奔走,利用她的社会关系购买砖、瓦、木、石,雇用木匠、瓦匠,由她代垫建筑费用,很快就动工修建。她还先把一栋瓦房和一栋草房让给办事处的同志住。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机房街的办事处被炸毁,棉花街的宿舍被烧,只得连夜把全部人员搬至红岩。饶国模全力支援,她住的小楼除了二楼留几间房自用外,一、三楼的全部和其他两栋平房都让给了我们,并给我们烧水做饭。当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而满腔仇恨的时刻,得到饶国模一家的热情关怀,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红岩住下以后,各单位都很快地恢复了紧张的工作。为了使办公楼早日盖好,由钱之光处长带头,全体人员以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或到嘉陵江边抬木头、扛竹竿,或挖泥巴、夯土墙,一边劳动一边高唱抗战歌曲。工人同志也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精神所感动,干劲倍增,不到半年,就在红岩的山坡上矗立起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司令部。

楼房建成以后,我们把建筑费三千元给饶国模送去。她拒绝接受,情意深长地说:“这是我对共产党的支持,这笔钱不能收。”第二次送去,仍坚决不收。我们不得不第三次送去,并对她说,这笔钱你收下来,我们签订一个合同,写明租地以三年为期,有公开、合法的租赁关系,特务要找你的麻烦,你就好说话了。经过耐心劝说,她才勉强收下。实际上我们在红岩住了八年,她一分租金也没有收过。

由于工作的开展,不仅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而且要开办党的干部训练班;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省的干部也需要在办事处住宿或学习,就需要办招待所;同志们结婚生了孩子,外来干部带来了孩子,为了母亲们能坚持工作,就需要托儿所(母亲轮流值班);干部生了慢性病,住医院太费钱,需要疗养所……这些,都由饶国模给我们做了妥善安排,她不仅把红岩的全部房屋给我们无偿使用,连距离红岩二十多里的高峰寺果园的房子,也给我们当疗养所(一部分给了新华日报做印刷厂),使几个患肺病的同志得到很好的休养。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喜欢打球,她就把场院给我们做球场。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办事处同志要求自己种菜,她又拨给我们菜地。在那几年里,只要我们提出要求,饶国模无一不是欣然应允。她对待我们比至亲好友还要亲。逢年过节,总要请同志们到她家里做客。水果熟了,第一批是送给托儿所的小朋友们尝新,以后又送给我们大家。1939年,黄文杰同志患上伤寒,因躲空袭进防空洞受凉,不幸逝世。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吴志坚同志因枪失火不幸牺牲,哪里去埋葬呢?饶国模知道后,就在小龙坎福元寺拨出一块地作为墓地。后来周恩来同志的父亲、邓大姐的母亲,以后李少石、边爱莲、饶友瑚(饶国模的侄女、共产党员)等12位同志和2个小孩都埋葬在那里(1958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已将全部遗体火化,骨灰深葬,墓地已作公用)。办事处的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说:“刘太太(同志们对她的亲切称呼)比我们的亲人还要亲,对我们的生老病死样样都管得非常周到啊!”我们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里,处处得到她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帮助。

最使我们感激的是红岩造起第二座楼房的事情。1945年办事处人员增加,包括过往的同志,最多时达到近200人,住的地方很挤,吃饭都在草棚里。我们同饶国模商量,再建造一座楼房,楼下做礼堂兼饭厅,楼上做宿舍。她一口答应,热心帮助,加上我们大家参加劳动,这座楼很快就建成了。正好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个礼堂第一次使用,举行了欢迎毛主席的文艺晚会。喜悦之情不可言喻。没有饶国模的帮助,怎能有这样的好地方来欢迎毛主席呢?

办事处在红岩的八年中,我们和饶国模真是亲密无间,情同一家,彼此的革命情谊很难用笔墨来形容。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在红岩邀请饶国模共进午餐,表示对她的感谢。1946年5、6月间,同志们离开重庆到南京时,都对她依依惜别。董老在临行前曾写下《题赠饶国模女士一绝志谢》的七言绝句,嘉许她在困难时期对我们党的巨大支持和盛情帮助:“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附有题跋:“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志谢。”

董老的心情,就是我们办事处每一个同志的心情。

不顾危险支援我党事业不顾危险支援我党事业

饶国模同志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同志非常敬仰,喜欢听他们讲解时事,分析形势。她说,每次听到他们的谈话,都有“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搜捕地下党员、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局把一些被特务注意的同志和朋友疏散到香港、桂林,有的去延安。当时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被阻断,我们的经费有困难。饶国模慷慨解囊相助,有时她手头不便,便向亲友借贷。当时钞票不值钱,要用麻袋来装,她带着儿子从市区背到红岩交给我们,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

她像同志一样地关怀我们的地下党员。西南地下党的同志来联系工作,有时不便直接进入办事处,就以她的亲友为掩护,先到她家里,由她传递消息。从华蓥山秘密来重庆的同志,扮作农场工人住在她的工房里,她不仅给予掩护,供给食宿,还常常帮助解决盘费。1940年陈波儿等6个同志住在她家里,国民党特务以查户口为名来无理纠缠。饶国模一面和特务说理,一面派人向办事处报告。经钱之光同志出面说明她们是我们的人员,是在这里等候车子到延安的,特务才不敢再无理取闹。饶国模千方百计掩护我们的同志,特务自然注意了她,但她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这反映了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对党的无限信赖。

1946年6月,办事处已离开重庆迁往南京,从南京派了胡南同志回重庆做地下工作,同样得到了饶国模的帮助。后来胡南被特务逮捕,英勇牺牲在渣滓洞,饶国模并未因此而畏缩。

1947年3月,我们驻重庆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这时饶国模已年过半百,处境更加艰险,但对我们的同志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一本初衷地支持我们党的工作。一些地下党的同志不幸被捕,饶国模不顾自己的安危,拿出她的一些金条,做为费用,帮助党多方营救。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同志因经费困难去找她,当时她也很困难,但毫不推辞,立即解下挂在胸前的金项链,拿出仅有的一些钞票交给了党。有两个地下党员在重庆不能立足,找她帮助,她给介绍到铜梁当教员。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惨败,国统区特务异常猖狂,镇压罢工,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重庆,中美合作所一批一批地屠杀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重庆的党组织处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最为可贵的是,饶国模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参加共产党。从她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来说,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地下党联系的困难和介绍人被捕牺牲,她的宏愿没有实现,但她仍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重庆解放前夕,特务曾经扬言说:“刘老太太是把大红伞,包庇共产党,非把她抓起来不可。”她听到风声,就逃出重庆,在铜梁、大足这里呆几天,那里呆几天,避一避风头。后来她又秘密回到重庆,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重庆解放后,她参加了解放军和地下党胜利会师的大会。她和我们同志一样,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无限兴奋和自豪。建国初期,她就把红岩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1950年,周总理邀请她到北京来,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曾在红岩工作的许多同志欢聚一堂,都一再感谢她的帮助。党和政府也给她很高的荣誉,她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第二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0年她患了病,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事。当年6月14日,她不幸逝世,终年65岁。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都送了花圈。饶国模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在我党困难之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做了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功绩的。去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把她的骨灰埋葬在红岩,立上墓碑,许涤新同志题上“饶国模同志之墓”几个大字,表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在革命困难时期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的永久纪念,也让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知道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建设过程中,有饶国模的一份功劳,从而学习她的可贵的革命品质,让她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钱之光童小鹏刘昂牟爱牧